2011-03-1016:52:26

    【史外肆言】或许不能忽略的一个问题是，当时在中国土地上的那些洋人的兵力，是如何来的。这些兵力的存在，本就是对主权国家的冒犯。今天欧美国家仍然动辄出兵这里，禁飞那里，且每每言之灼灼。我们要问的是，谁给他们的权利？

    2011-03-1017:09:58

    (续上)

    慈禧和满清朝臣似乎对地方的这一重要变化趋势，未能做出及时而正确的反应，实际上他们由于深陷京津的麻烦之中而难以做出任何反应。

    而参与东南互保事件的李鸿章，在被朝廷冷落了几年之后（因签署甲午之战的“马关条约”而被国人诟骂），此时反倒成了满清朝廷与洋人之间媾和的得力人选。

    在慈禧还没有向西安逃生之前的7月初，就已经重新任命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但李鸿章迟迟不愿意赴京。直到8月20日，在逃亡路上的朝廷承认应对宣战负责时，李鸿章才缓缓北上。

    这时，占据北京的列强也宣称，他们派出远征军不是针对中国政府，而是为了镇压拳民。

    好似两个打架的人将打架的原因归咎于第三者般，宣战的清政府和要惩罚中国的列强，彼此之间达成了妥协。

    李鸿章又一次不得不去做满清朝廷“出卖国家利益的帮凶”，1900年12月24日，中外达成了媾和的主要协议，并于1901年9月17日，由李鸿章、庆亲王和11国代表签署了《辛丑条约》。

    2个月后，李鸿章去世，“结束了他为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作帮凶和走卒的一生”【10】。

    这句对李鸿章一生的评价，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胡绳先生。

    于1981年出版的胡绳编写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代表了在此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历史的基本观点。当然，对李鸿章的这句评价也就差不多具有盖棺定论的性质。

    我们估计，当李鸿章被同时代人误解为绥靖和卖国自保时，可以不胜其忧解之，但被后世如此误解，以他的性格，是决不会如曾国藩那样默默承受的。

    他一定会说：

    尔等不当事之徒，岂知危卵国是凶险，又岂知忍辱负重之艰；妄言史实误国，空言爱国何难？！

    【10】胡绳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简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

    2011-03-1017:13:10

    （续上）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

    站在近代史本身来看，我们倾向于认为，义和团事件中拳民和朝廷盲目反对洋人的冲动，可理解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中国形成的开始。

    以共同语言、共同渊源、共同文化遗产和共同生存责任为依归的民族主义，在欧洲可以超越人们对宗教、国王和地区的认同所承担的传统义务而存在。

    而在近代中国，则是将中国人对国家的根深蒂固的认同情感，转化为同一国家内各个不相同的部分，可以为了国家而对外来入侵者的同仇敌忾，因为，这时，国家不仅是各民族的共同守护者，也是中国文明的载体和代表。

    所以，中国的民族主义在欧洲人入侵中国之前是基本不存在的，即便在蒙古人、满族人统治中国本土时期，汉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并不强烈，只要入侵者和统治者在文明和文化的角度可以见容于中国本土，是不会刺激民族主义产生的。

    但西方入侵中国后，却由于文明和文化上的格格不入，尤其是皈依基督教的信徒表现出的对中国传统习俗的背叛，必然引起士绅和普通中国人对洋人的愤怒，“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心理得到强化，由是产生民族主义也就无可避免了。

    但这时的民族主义还未能形成一种全民族的感染能量。

    2011-03-1017:17:02

    （续上）

    但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欧洲的民族主义并不相同，它不是一种基于排他性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而是针对欧洲入侵而引发的一种爱国情感。

    此外，使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信念的是梁启超（参见第七章第三节梁启超的民族建国论）。

    其实，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并不是一朝形成的，它的最早出现应该追溯到康有为在1898年倡导建立的保国会。

    这一年，正好也是三年一度的会试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士子们云集在北京。由于德国强占胶州、俄国侵略东北，士子们的心中充满着义愤。

    康有为认为发动这些士子成立一个宣扬保全国地、国民、国教的组织，将可借“伸国愤”促使朝廷变法。

    因此便与御史李盛铎一起，组织了186人参加的保国会，于4月12日首次集会，其后，保浙会、保滇会、保川会也在北京由浙、滇、川人士组织起来。

    尽管由于保守派的反对和攻击，保国会持续1个多月开了3次会后便结束，但《保国会章程》提出的“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的宗旨【11】，是民族主义意识的反映。

    或者在词语上来讲，此章程第九条提出的“本会同志讲求保国、保种、保教之事以为议论宗旨”，即是朴实的民族主义思想。

    【11】翦伯赞等编，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近代部分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圣教”，指孔教或儒教。

    2011-03-1017:27:55

    【史外肆言】今天，西方各国，动辄用“民族主义”问题，来指责中国国内民众的反西方情绪，实际上是一种胡说八道。如果中国真的存在民族主义问题的话，那也是拜别人所赐——有史为证。

    我特别讨厌有些人以智者的名义所说：“不要用民族主义情绪来处理国际纠纷”，这个说法。这不是赞赏民族主义，而是从民族主义的产生背景来看，有点民族主义，是应该受到国人尊重的。

    西方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拿破仑征服欧洲的过程中。同为日尔曼人的兄弟，德国人为要对抗拿破仑的法国人的征服，萌发了民族主义思想，以强化国家认同感。这一思想，后来促使欧洲产生了单一民族国家。

    2011-03-1021:01:41

    作者：uuu2回复日期：2011-03-1019:36:52

    －－－－－－

    欢迎uuu2君。

    2011-03-1021:53:41

    我先说点中国的大一统思想，再来说欧洲的民族主义。

    中国的大一统思想从大禹九州五服制度开始，演变为西周的九州－九服－四海－天下体系，得以完成。经历了约1800年的演化。大禹九州五服制度和西周九州九服四海体系，说起来比较艰涩，简单来说，就是将组成国家的各方国（部落国家）、诸侯国（因分封而成立的国家），按其地域与王畿地区的距离远近，而分别规定不同的责任和义务。

    2011-03-1022:16:24

    如大禹所分五服分别为：甸服、侯服、绥服、要服、荒服），并明确各服之地及百姓与大禹部族之间的关系和义务如下：

    （1）甸服：距都邑500里，由君王直接治理并收取赋税，分为五等。一等百里赋纳緫禾（青緫禾草可饲马），二等百里纳铚（干禾带穗），三等百里纳秸（去禾秸后的谷穗），四等百里纳粟（含壳曰粟，即俗语的谷），五等百里纳米（谷去壳曰米）。

    （2）侯服：距都邑1000里，君王不直接治理，仅控制部族领袖（诸侯），由诸侯定期向君王纳贡，分为三等。百里卿大夫邑地，再二百里男爵之国，三百里（起）为侯国。由内而外以邑地、小国、大国安排。（《蔡沈，《书经集传-夏书-禹贡》注）。

    （3）绥服：侯服之外距都邑1500里，绥服之地只要安安定定服从君王的政教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服文教，再二百里奋武卫。可将绥服看作是君王权力直接所及的范围。

    （4）要服：绥服之外距都邑2000里，只要求服从君王的文教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只要表明接受君王的文教就行，再往外二百里只需表示接受君王的刑法即可，此地亦为流放罪人之地（较之荒服流放要轻）。

    （5）荒服：要服之外距都邑2500里，不要求严格遵从君王的政教，只要按各部族礼俗进行治理就行了，分为二等。三百里礼简怠慢，来不距，去不禁，即政教之外，部族可自由便宜行事，再往外二百里不做任何限制，亦为罪人去国流放之地。这荒服应是针对蛮族和化外之民制定的政策。

    这样大禹所统领的地域方5000里（625平方公里），太大了，实际治理的地域在绥服之内，即方3000里的九州之内（225平方公里），所谓“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南抚交阯，北及幽州”；这片地方就是通常所说的大禹九州（冀州、雍州、梁州、荆州、扬州、徐州、青州、兖州、豫州）。

    西周统辖地域扩大，约方9000里，连大禹九州，分为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和藩服）。

    其实际治理地域在蛮服以内，夷服处理的是与北狄、西戎、东夷、南蛮四夷的关系；

    第八镇服处理的是与化外之民（未开化地区）的关系；

    第九藩服则处理的是与藩属国（外国）的关系；

    夷服、镇服和藩服均在九州之外，但或在四海之内，所以被列在王制国体九服之中。

    而原来禹制九州之地现在只在男服之内，禹制五服之地现在只在卫服之内。

    九服之外是四海，四海外延是天下。

    九服既定，天下之结构便由九州与四海关系构成，九州中国与天下四海的相抱容，则代表了中国先贤天下大同理想的情怀。如果能将王道教化，推及四海之外、天下之内，则天地即一统也。此即中国的大一统国家理想。

    2011-03-1022:28:21

    欧洲的民族主义产生于拿破仑时代。

    早在拿破仑控制欧洲的时期（1815年以前），德意志人不仅反对拿破仑的统治，而且对于法兰西文化占据优势的地位也不放在眼里，因此酝酿并产生了新民族运动，并使德国进入思想创造的伟大时期。

    实际上德意志与法兰西本是法兰克兄弟，之所以在拿破仑的刺激下，德意志人开始对政治思想和民族重要性问题着迷，恰恰是因为这二者他们都没有；在他们看来，要建立一个像拿破仑的法国那样伟大的民族的德意志国家，就必须要有表达德意志人民道德意志和精神品质的文化与思想。

    其中，赫尔德的民族理论最为突出。赫尔德认为，作为自然的生命，人分为不同的种族，并由其生活的环境塑造它原来的体质和精神的特征，但每一个种族一旦形成，就成为人性的一种特殊的类型，它具有自己的永恒特征，并不以环境为转移，而是以它自身近亲繁殖的特点为转移。这便是民族性。

    德意志人的这一信念终于在拿破仑政权倾覆之后显示了它对欧洲的领导力。

    在反对拿破仑的俄国、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同盟中，英国以其庞大的海外殖民地、发达的工业、稳定的政体而自视为独一无二的国家；俄国则由于产生了斯拉夫文化优越论而自视为斯拉夫民族（包括俄罗斯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罗赛尼亚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等）的领袖，加上早就萌芽并已经成熟的德意志、西班牙、葡萄牙、奥地利等各自民族主义的兴起，欧洲开始进入民族共和国时代。

    尽管这一时代的思想远没有像20世纪冷战时期那样形成了明确的政治立场，但以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甚至语言相区分的单一民族政权，却将日尔曼人的世界分裂为相对稳定的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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