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63节

作者:居原氏
    2011-03-2022:18:26

    (续上)

    但是,改变这种境况的方法,按照日尔曼人的传统,必定是再次借助武力和杀戮而进行新的征服。长达180多年的十字军东征,就是借口铲除穆斯林对耶路撒冷的占领而企图重新征服中东地区的9次尝试。

    尽管以失败而告终,但在十字军东征中,抢掠了穆斯林的财富以及壮大了教会的力量和世俗政权的力量,却是十分明显的。

    而雅利安人精心保留的武士传统(希腊的武士阶层、印度的刹帝利阶层、罗马的职业军团等),正为日尔曼人完成新的征服事业提供着希望和寄托。

    另一方面,骑士团不仅通过接受捐赠获得了巨额的财富,而且在征战中依靠抢掠和占领土地,使自己成为财富的积聚中心。

    骑士团通过接受捐赠、教会的划拨、以及购买、占领等,拥有许多要塞、城堡和修道院。圣殿骑士团不仅在东方有领地,而且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匈牙利、捷克、英国等也有属地;条顿骑士团在德国、南部意大利、希腊、西班牙、法国都有自己的属地,属地之多甚至堵塞了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出海口。

    不仅如此,他们还违背财富戒令而直接从事商业。圣殿骑士团拥有自己的船队,参加地中海地区的贸易,并收取高额费用运送朝圣者,同时,骑士团也经营高利贷和银行业务。

    抢掠也是他们获取财富的一种重要方式,如在攻克埃及克阿斯卡隆的第二次十字军东征时,圣殿骑士团首先冲进城内,其成员在城内挨门逐户地搜索金银。

    教皇给予的特权、君主、贵族的捐赠以及骑士们的抢掠,使骑士团聚集了大量财富,圣殿骑士团逐渐成为基督教教会内最富有的团体,以至于不少贵族自愿将自己的财富存放于骑士团那里,以策安全;有种说法认为现代银行业的出现和发展,即与骑士团吸纳贵族的财富、收取利息有关。

    2011-03-2022:21:11

    (续上)

    骑士及骑士团的活动,给欧洲留下了四个方面的重要影响(传统)。

    一是罗马帝国灭亡后,他们通过参与十字军东征、与庄园主经济的结合、与教会的结合、与正在兴起的城市商业的结合,重新复活了雅利安人的商业-军事体制。

    二是加强了教会的力量,以及强化了教会对世俗政权的干涉功能,为宗教势力在欧洲的肆虐、特别是宗教裁判所的出现提供了强力(暴力工具)支持,同时也保证了得到教会支持的君主和贵族集团对社会的控制。

    三是雅利安人偏好杀戮、奴役、财富的天性,在越来越趋于文明的世界整体发展背景下,以个人主义的张扬和商业冒险行为的方式去表现,但在不受控制时,还会表现为杀戮、奴役和掠夺,像1492年开始的在美洲大陆上的征服行为,就是以曾经在希腊半岛、印度次大陆、地中海沿岸地区、美索不达平原、波斯地区的杀戮、奴役和掠夺模式为参照。

    四是教士和军士的结合、军士和商人的结合,为中世纪之后的欧洲在世界范围内推行其商业-军事扩张,提供了信仰诱导、军事威吓、商业控制的有效策略。

    至于文艺复兴之后,骑士们那过度夸张的礼仪、略带做作的绅士风度、对贵妇人的浪漫爱情、解决纷争的公开决斗等,已经深深地植入了欧洲文学的世界,成为欧洲文化扩张的象征。

    2011-03-2022:23:22

    (续上)

    自前15-前8世纪雅利安人入侵希腊、印度次大陆、波斯、非洲北部及地中海沿岸之后,一直到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欧洲大陆及地中海沿岸的主要战争大多由雅利安人发起并完成对非雅利安人的征服和奴役。

    在这一时期,雅利安人的国家具有四个典型的特征。

    一是通过军事征服建立雅利安人“贵族-平民集团”对非雅利安人的奴役制度(希腊奴隶制、印度种姓制度、罗马奴隶制);

    二是雅利安人的国家以其“贵族-平民集团”居住在城市,并以城市作为国家核心的排他性倾向;

    三是获得财富的主要途径是一致的,即占有奴隶的劳动、掠夺和贸易;

    四是政体的相对不稳定性,各个历史时期其政体在王制、寡头制、共和制、民主制、僭主制等之间反复变换,持续时间最长的罗马共和国也不过500年时间,且是斯巴达共和制与雅典民主制相混合的产物。

    当罗马帝国在匈奴人的打击下走向灭亡后,日尔曼人又再次恢复了雅利安人早期的王制政体——君主制。

    2011-03-2022:25:46

    (续上)

    不过与在此之前不同的是,教会力量与世俗政权的结合,却改变了王制的传统并使其带有强烈的**性质,而对本民族人民的奴役替代对异族的奴役,则使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制,发展成为农奴制与君主制混合而成的带有奴役性质的封建制。

    而骑士制度在中世纪欧洲的复活,则说明古老的雅利安人传统,依然是近代欧洲世界性征服力量的基础。

    正是这些因素的混合作用,从在15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一些较大的新型君主国,如德意志人的哈布斯堡王朝(1438年开始),法国的瓦卢瓦王朝(1461年由路易十一建立),英国的都铎王朝(1485年由亨利七世建立),以及靠联姻关系而将各种各样的西班牙王国象征性联合起来的西班牙阿拉贡和卡斯提尔联合王国等。

    其中,德意志人的哈布斯堡王朝比较特殊,它的正式名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由诸侯国(公爵领地、侯爵领地)、教会国家、自由城市等约50个左右的地方性邦国政权组成国家联盟,属于这个国家联盟的还有只承认皇帝而不臣属任何邦国的几千个骑士家族。

    这个联盟的皇帝,由邦国选举产生,1356年后,选择皇帝的权力被赋予7个影响力较大的邦国(4个诸侯领主,3个教士领主),哈布斯堡家族出身的奥地利大公爵于1438年被选为皇帝,直到1806年,这个家族通过政治手段和行贿的方法,世代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其中一代落选),这使德意志的封建制度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

    看起来与中国五帝时代有几分相似的哈布斯堡王朝,实际上却是欧洲君主制的最传统形式,只是在这一时期,加进了教会邦国、自由城市这两个传统之外的因素,从而使新君主国在15世纪以后,逐渐地由古老的贵族式封建领地国家,向近代城市民族国家转变。

    2011-03-2022:35:57

    2、欧洲在萧条中酝酿着变革的动机

    13世纪对日耳曼人来说,是一个不幸的世纪,有三件事情一定使他们万分地痛苦。

    一是十字军东征的失败,这意味着欧洲人重新恢复对近东地区和地中海地区控制的企图落空了,他们的活动空间缩小到不足罗马帝国时代的三分之一。

    二是伊斯兰教的扩张,经过5个世纪(6-11世纪)的努力,现在已经到了影响力最强大的时期,那些曾经为罗马所控制的地区,大部分抛弃了对罗马辉煌统治的缅怀(包括痛苦),转而接受穆罕默德的智慧,甚至印度次大陆都开始抛弃印度教,转而接受先知的教导,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攻占君士但丁堡后,整个巴尔干半岛都开始接受伊斯兰教。这意味着已经完全接受拿撒勒的耶稣的宗教思想的欧洲人,在精神上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三是蒙古人的光临,像4-5世纪曾经光临过欧洲大陆的匈奴人一样,同是游牧的蒙古人,在更加智慧与强悍的成吉思汗及子孙的统率下,跨越里海直达黑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再次征服了欧洲东部,以及以前曾经由雅利安人征服的近东主要地区,并迫使东罗马帝国走向衰败。

    不过欧洲人也接受了蒙古人赠送的一份厚礼:中国的火药和火炮。

    2011-03-2022:39:42

    (续上)

    更糟糕的是,欧洲内部的纷争从来没有间断过,他们常常以战斗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权威越来越高的教会,特别是罗马教庭,与世俗君主之间频繁的肮脏交易与阴谋,往往使刚刚平息的战斗激情重新燃烧。

    因此欧洲继续进行着内部的分化,国家越来越多、越来越小。但是君主的权力**却越来越大,修道院和贵族们占有的领地也越来越大,在庄园和采邑里劳作的农奴们的日子越来越苦,不少人甚至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向正在兴起的杂乱的城市里逃匿。

    如果说欧洲人的13世纪,是不幸的世纪的话,14世纪则是更加不幸的世纪。

    首先是世纪初的连年粮食歉收和饥荒,尤以1315-1316年间为严重。不久爆发了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战争。

    大地上的血迹还未被风雨洗净,一场比战争更可怕的灾难又突然降临在欧洲大陆,这便是1349年开始流行的大瘟疫黑死病。

    黑死病使英国四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死亡,约克郡一半以上的教士因瘟疫而死,牛津大学死了三分之二的学生,整个欧洲据估计死亡2500万人(黑死病在30多年后传到中国,导致1300万人死亡)。

    大量人员死亡,使本就陷入衰退的欧洲,田地荒芜、粮食短缺、货物紧缺、百业萧条。

    而拥有大量土地的修道院院长、寺院长老、贵族、庄园主、富商们,为了减少自己的损失,联合起来制定了暴虐的法令,以强迫人们劳动而不增加工资,并防止他们外流寻找其他的工作。

    这些暴虐的法令点燃了农民们抗争的怒火,在欧洲的历史上少有地爆发了农民为争取社会地位平等的起义。

    首先是1358年法国的扎可雷农民起义,后来是更大规模也更加激情、由瓦特-泰勒领导的英国农民起义(1381年)。

    2011-03-2022:42:33

    (续上)

    在起义所引起的农民与政府的战争中,日耳曼社会古老的等级秩序第一次受到勇敢的挑战,建立在这个等级秩序基础上的不平等社会权力关系也第一次被质疑:“当亚当掘地、夏娃纺纱时,谁是绅士呢?”

    平民思想家、勇敢的肯特郡神父约翰.鲍尔,对着泰勒率领的衣衫褴褛的起义者喊道:

    “善良的人们,只要货物不属公有,只要还有农奴和绅士,英国的事情就永远不会好起来。

    “那些我们叫他们老爷的人们他们凭什么权利是比我们更了不起的人呢?他们有什么根据应得这个权力呢?为什么他们把我们当成农奴?

    “假如我们都是出于同一父母,亚当和夏娃,他们怎么能说或证明他们比我们高明,假如不是他们驱使我们以我们的劳动来替他们挣钱,他们怎能那样得意地挥霍呢?……只有我们和我们的辛劳才使这些人保有他们的高贵地位。”

    约翰.鲍尔的呼喊,尽管比前209年陈涉(陈胜)所怒喊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晚了1590年,但却在13-14世纪欧洲人黯淡的生活里,点燃了思想的火光。

    这是对雅利安古老社会体制的第一次真正的质疑.它犹如石破天惊,向教会、向贵族、向国王和一切世俗和非世俗的权力,提出了一个质疑:人们应该凭什么享有应该享有的有尊严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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