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101:05:24

    (续上)

    这个极其简明的问题，对中世纪的欧洲人来说，要回答正确，却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因为在他们的经历中，很少思考这个问题。此时，尽管欧洲人的远房爷爷亚里士多德1700年前曾经研究过这个问题，但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将他的研究成果当作一回事，老早就弄丢了。

    尽管1300年前罗马城广场上的无与伦比的演说家西塞罗，曾经抑扬顿挫地以严格的修辞学功夫，向罗马的公民们论述过“人人平等”、“正义的崇高性”【1】等问题，并撰写过《论国家》、《论法律》、《论至善和至恶》这样的著作，他还将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成果由希腊语翻译成拉丁语。

    但由于所有这些道理，只是对雅利安人的公民而言是正确的，根本不涉及奴隶和农奴的权利问题，甚至认为被奴役恰是这些奴隶的天性【2】，因此，欧洲人的祖先和中世纪的欧洲人，并不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平等，会是一个与他们有关的问题。

    也因此，这个问题被约翰.鲍尔提出后，教皇、君主、修道院院长、寺院长老、贵族、庄园主、骑士、富商们，才惊恐地将敢于提出这个问题的约翰.鲍尔，称作“肯特的狂僧”。

    在此之前的欧洲人，已经为基督教的神学理论所禁锢，除了相信上帝这一最高立法者外，一切的世俗传统并没有因为信奉上帝而改变，甚至耶稣倡导的“信徒皆兄弟”观念，也没能使他们将农奴看作是与贵族具有相同的人的权利的兄弟。就像他们曾经将希腊半岛的原驻民、印度次大陆的原驻民、迦太基的战俘作为奴隶役使一样，也像他们后来将南部非洲的黑人掳为奴隶进行贩卖一样。

    但是，现在，他们必须解决与他们是兄弟的欧洲农民所提出的不平等问题了。

    【1】西塞罗（前106－43年），曾担任罗马市政官、**官和执政官。因反对安东尼和屋大维发动的内战，而被安东尼、屋大维、雷必达三巨头放入专门针对他的一份不受法律保护者的名单（未公布），形成了除掉西塞罗的阴谋。当西塞罗准备逃匿时，被安东尼指派的百人队队长追上，在树林里割下西塞罗的头颅和双手，并依据罗马内战中处理战利品的习俗，被钉在罗马城市广场的讲坛上。西塞罗的头颅或许还在罗马广场上论述着他最看中的立法原则：“没有什么比认识到我们生来是为了正义更能让我们变得崇高了，法律不是靠我们的意志而是依靠其本性来实施的。”但是，拥有立法权的罗马执政官安东尼的“不受法律保护名单”，恰恰是对西塞罗倡导的立法原则的一种反动。

    【2】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说：“世界上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区分，这不仅事属必须，实际上也是有利益的；有些人在诞生时就注定将是被统治者，另外一些人则注定将是统治者。……战争技术的某一意义本来可以说是在自然间获得生活资料（财产），[战争就导源于狩猎，]而狩猎随后则成为广义的战争的一部分；猎取野兽以维持人类的饱暖既为人类应该熟悉的技术，那么，对于原来应该服属于他人的卑下的部落，倘使竟然不愿服属，人类向它进行战争，也应该是合乎自然而正当的。”

    2011-03-2101:09:42

    【史外肆言】法国、英国、美国之攻击利比亚，其“正义性”不过是获得其利益的“正义”而已，代价时利比亚民众的生命。对这种欺世盗名的行为，全世界居然默不做声。欧美的正义，是多么廉价的婊子！

    2011-03-2101:20:24

    （续上）

    不仅如此，蒙古人对欧洲大陆的抢掠和冲击，以及由马可波罗提供的、关于蒙古人的中国的那些繁荣和文明的传奇故事，使欧洲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和原则。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由农奴的劳作所提供的财富，与跟随贵族依靠战争和抢掠得到的财富，到底有什么不同。

    他们曾经征服过的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民主要是靠种植和劳作而获得财富的，而征服者所属的游牧民族，包括曾奴役过欧洲的匈奴人和征服欧洲的蒙古人，都曾经依靠战争和奴隶的劳作来获取财富，现在，欧洲人不得不自己劳作而养活自己时，所衍生的这些问题，到底该怎样处理呢？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由毕达哥拉斯（约前572－前497年)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年，与孟子同时代）及欧几里得、再到阿基米德，所开创的约300年的对哲学及科学的兴趣，在沉寂了1700年后，重新进入了欧洲人的视野。

    与此同时，当种种疑问越来越浓重时，来自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在15世纪的欧洲得到了成功的应用（1415年意大利用纸成功地印刷了古登堡版的《圣经》），原来只能为少数人阅读且阅读起来非常费力的圣经，成了一般信徒手中的读物，承载着基督教教义的那些耶稣的言论和事迹，不再是教士们的专利（罗马平民也曾经迫使贵族放弃凭记忆实行的法律而改为成文法），普通信徒都可以通过纸面的阅读而给出自己的独立思考了。

    尽管圣经的读者们从圣经里吸取的是他们的良心所同意的东西，但明显地与神父们的教诲不同的、或是神父们的行为明显不符合的、或是国王们与贵族们未遵圣经教义奴役人民的种种问题，很快便袒露在信徒们的面前，引起了信徒更深的疑虑及不满。

    2011-03-2101:24:03

    2、文艺复兴及商业和资本力量的兴起

    在这种浓重的怀疑情绪下，意大利南部的威尼斯共和国正由独裁王权向贵族参议院和公民大议会联合的民主制过度，而商业作为独立的社会力量也悄悄地在15世纪的威尼斯兴起。

    威尼斯商人利用在欧洲独特的水上交通优势，从事西欧与富裕的拜占庭及伊斯兰社会之间利润丰厚的贸易，其中纺织品（包括毛纺织品）和香料是主要的商品。1400年左右，威尼斯商人的船队约有300条100吨以上的大船，3000条小于100吨船和45条大帆船，船员约28000人，还雇用了6000名木匠和其他工人【3】。

    威尼斯共和国繁荣的商业与一定规模的专门加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造船事业蓬勃发展，纺织品制造业也成为人们追逐的有利可图的重要加工和制造业部门，这必然带动金属铸造业和机械加工业的发展，并因此刺激与生活和商业活动有关的酿酒业、建筑业、印刷业、设计业、服务业、储蓄及资金借贷业一同繁荣。

    繁荣的商业和工业，使威尼斯商人和工厂主成为城市生活的主导者，那些船员和工人也开始凭自己的技艺和专业能力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与可怜的农奴相比，他们摆脱了贵族的庇荫和解放了自己，因此，他们不再是超自然力量的玩物，而成为自己命运的塑造者【3】——人性，开始借助文学和艺术的翅膀，成为像达.芬奇这样本就对教会一肚子意见的人，所要努力表达的思想，雕塑、音乐和绘画不再仅仅追求对宗教的理解与表达，而将人性作为新的理解和表达对象。

    这就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复兴的是被来自于古老的贵族—平民社会结构所抑制的平民自我做主的理想，复兴的也是宗教—世俗关系中被超自然力量所玩弄的人的尊严——实际上这不是一种复兴，而是一种发现，准确一点说，是对传统和宗教所宣扬的超自然力量的一种反叛。

    【3】[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吴象英等译，全球通史（下），第七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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