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15:20:56

    （续上）

    这或许是正是慈禧一定挟持光绪与她一起西逃的原因。

    据此而论，康有为对慈禧还是十分了解的，但他对光绪所寄于的崇高期望则又分明不智了。

    康有为唯恐外国人不了解他的想法，又写了一篇《新党贼党辨》，将慈禧太后及其支持者归为后党，而帝党则指光绪及其支持者，以便让处理拳乱之后的外国人知道慈禧与光绪的不同：

    “帝党者，即新党也。后党者，即贼党也。帝党深通交涉，忠于皇上，亲好各国，喜西方之文明，……后党骄愚横悍，不通公法，深恶外国，而日欲杀逐之。”【7】

    当然，康有为的文章外国人未必会看，而慈禧也未必一时之间可以看到。

    而自以为通达世势的康有为则因为要坚决保皇（光绪），而徒惹得孙文等革命者满腔愤怒，因为孙文要的是完全消灭满清皇族。

    而事实也不如康有为所期望。慈禧于1902年带着光绪回到北京，继续她的垂帘听政。尽管康有为欲除慈禧而后快，但慈禧却在1901年指示光绪重启变法新政，且清廷的变法与康有为1898年推动的变法如出一辙。

    这一情况使康有为对慈禧无可奈何，只能转而寄希望于慈禧，借着光绪这个橡皮玉玺，将变法进行下去。

    【7】引自：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2011-03-2315:28:50

    （续上）

    此时的康有为，已经认定君主立宪乃救中国的不二良策。

    这不仅是因为日俄行君宪而强盛，也是中国的现实使然。

    这个现实就是中国帝制已经存续了2132年之久，国民“既无能力也无**取得政权”【9】，渐进的君主立宪方案才是必由之路，即使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以强盛中国，也仍然需要先由君主立宪取代帝制**，然后再由君主立宪而达成“以民权为国”的民主政治。

    康有为在国体转型上的渐进主义，“使他成为革命和共和的坚决反对者”。他在1900年写的《告同胞印[度]事书后》一文中说：

    “伸民权平等自由之风，协乎公理，顺乎人心，……将来全世界推行之，乃必然之事也。……须有所持，乃可为也。……中国果服革命之药，则死矣。”【9】

    康有为不是不承认共和与民权的政治价值，而是基于中国的士绅和国民之主体农民，都还没有接受共和与民权的政治现实。

    此外，革命派不流血无以成功的观点，列强图欲瓜分中国的危机，都使他认为激烈的革命将会使中国面临巨大的麻烦。

    他曾写《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一文，主张汉人和满人同出一源，狭隘的反满清并不足以成为革命的理由，而兄弟之间，为一些相对不重要的问题，诸如政府的形式和种族之别，而相互争战，致使国家残破，实为愚不可及。

    为了平息革命者对他的误解，他甚至提出了以孔子后裔为“虚君”的建议，其理由是，中国需要政治统一而稳固的象征，不需要像其他共和国那样为争当元首而诉诸战争。

    【9】参见：萧公权著，汪荣祖译，近代中国与新世界，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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