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315:59:20

    （续上）

    这实际上反映了革命者心理上自相矛盾的一面。

    孙文年轻时师法洪秀全，捣毁乡里文庙神像牌位的故事，已经将晚清时代的革命者与太平天国勾连了起来，而作为基督徒的孙文，如果同时也是反对中国传统文明及民俗的革命党人，很容易使人想到洪秀全的造反运动，这势必会因普通国民对长毛子并无多少好感而削弱孙文同盟会反满革命的正当性。

    革命者也清楚地知晓，诉诸革命的两大理由和目标——推翻满清帝制及建立共和政府，不能站在反对中国民俗的基础上展开，而只能站在将满清归为非汉族同类的处境，才能为自己的革命寻找到支持者。

    孙文十分明白，革命的支持者只是少数，甚至可以说除了三合会组织成员、信奉基督教者、海外华人中的激进者和年轻学生（包括留学生）外，革命并没有在主流社会中赢得多少同情。

    孙文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之“有志竟成”中对此总结道：

    “由乙末（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初败以至于庚子（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此五年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

    “盖予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革命之基础，皆完全消灭，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

    “适于其时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革命前图，黑暗无似，希望几绝，而同志尚不尽灰心者，盖正朝气初发时代也。”（孙文，《建国方略》）

    因此，一旦当以康有为为首的保皇党人所坚持的君主立宪成为主流民意时，革命者要争取到支持者恐怕会更加困难。

    戊戍变法后，国内积极参与变法的智力精英，和支持变法的年轻学生纷纷东渡日本，加上1895年孙文等革命党人因广州首义失败后也逃亡寄居日本，一时之间，云集日本的留学生和政治逃难者达近万人。

    君主立宪派与共和革命派，为争夺支持者而进行思想论战，对双方来说，都具有重要意义。而这场著名的争论，对中国国体转型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但梁启超的新民说和民族建国论，则使康有为和孙文之间，在君主立宪和共和革命问题上的争论，更为混沌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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