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411:15:39

    （续上）

    论战之无声销烟，以梁启超1907年8月停刊《新民丛报》而近飘散，而《民报》之攻击，则持续到1908年10月被日警封闭。

    论者一般以梁启超一人落败，革命者全占上风为结论，其中主要原因是梁启超持论两歧，既主张君主立宪，又对满清皇室复加针贬【21】，甚至发出“如是之政府，非底于亡国不止，等是亡也，不如自亡之”的强烈批评。

    梁启超更在《现政府与革命党》一文中，斥责现政府为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场。

    梁氏持论虽明，但对留学界批评之意见，遂引起读者反感，既连赞同梁启超的杨度也指出：《新民丛报》被人误解“二年前监督政府，二年以来纯然监督国民”。【22】

    这场论战已逾百年。

    而百年来的共和历程，却以其跌宕起伏的诸多事实，验证了梁启超意见的平实和持论有据，反倒是革命者所坐而言、起而行的共和革命运动，因不能避免梁启超所担心和批评的因素，终导致内乱迭起、外患不止、民困逾艰。

    而革命者在争论中所得上风，以及共和革命终究取代君主立宪而成为时代的潮流，并不能成为证明革命者意见正确的理由。

    因虽然如革命者所愿，在中国进行了共和革命，但革命并不如共和者所相信的那样，使美式共和民主成为现实，而是在付出了10年军阀混战、10年地方割据战争、8年反侵略战争和3年内战之后，直接否定了美式共和民主政体之于中国的合理性。

    【21】李剑农、萧公权、徐中约、郭廷以等均持此意见。当然，国民党和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更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总结这一论战的历史价值和意义，均认为梁启超的观点代表着落后的封建主义的思想。

    【22】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第三版），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011-03-2411:20:11

    （续上）

    有关这场论战，有两点需要说明。

    一是革命者将君主立宪和宪政共和二者对立起来的意见，并不正确，因为君主立宪与民主立宪，均属于宪政共和，其国体均属于共和政体，其不同是要不要皇帝的问题，而不是要不要满族人来做皇帝的问题。

    因此，两者在国体问题上来说均属于革命，只是革命的方式方法不同而已。【23】

    二是双方论战的内容不超出民权、民族二义。

    在民权之义上，革命者的认识尚不及梁启超的理解全面和深刻，这或与汪精卫、胡汉民、陈天华、章炳麟等人性格偏执、有关西学知识不及梁启超深厚有关。

    而在民族之义上，革命者显然要较梁启超思想狭隘。

    【23】此一观点，萧公权、李剑农、张勇等均有论述，尤其是萧公权，认为康梁与孙文的主张，都是革命性的。

    张勇更是认为，“无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其民权的本质并无二致，对于现实中国来说，无人不认为这是根本性的变化。所以，在实现这一彻底变革目标的路径上的不同选择（‘革命’与‘保皇’），其实有着共同的‘革命’意识基底”。见张勇主编，中国思想史参考资料集（晚清至民国卷），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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