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2619:11:46

    （续上）

    但就君权需要受到限制这一点而言，中国与革命的欧洲，和立宪的日本并不完全相同。

    欧洲产生限制君权的思想背景，是其贵族－平民社会结构中，本来给予君主的权力就是有限的，而中世纪欧洲的君主们借助教会力量所增强的君权，在持续3个多世纪（16－18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后，面临着恢复到有限君权的状态。

    而日本的君权，在幕府时期并不比东周时期周王的实际权力多多少，君主立宪反而是将天皇本来并不有效的君权，有效地予以了保障，甚至还扩大了君主的实际权力。

    但中国帝制时期的君权，既不存在被扩大的问题，也不存在被削弱的问题，因为从君权被确立那一刻起，它除了要受“君子受命于天”、“天下为公”观念和“法天则地”原则限制外，并不存在其他的需要去限制它的理由。

    而现在需要去限制君权的理由，并不是这些观念和原则有问题，而是君权没有被君主有效地用来抵御西方的外侮！

    假如君主可以通过君权的有效运用，来化解中国面临的民族存亡压力，君权的存续并不会成为思想纷争的原因。

    康有为即始终相信，光绪可以做到变法以强盛中国；梁启超在1903年后因对法国革命的恐惧，而不得重新相信曾经让他失望的君主；孙文等革命党人出于狭隘的汉民族主义，或者假借民族主义而要去推翻君权，而不是削弱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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