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2101:10:38

    【续上】

    军事力量旗鼓相当，政治上，一方拥有孙文训政遗教、合法政府及政令军令统一的招牌，一方打着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保障自由民主及停止内战的旗帜，也不遑呈让。

    政治协商问题，便因这种军事和政治对抗势态而难有进展。

    对此局势着急的美国，唯恐内战会促使**与尚在东北的苏联红军结盟，这种结盟势必影响美国独自控制中国，以作为对抗苏联**扩张的可能，因为这种扩张已经在欧洲构成了对传统欧洲社会的威胁。

    于是，12月15日，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督促国共停止敌对行动，召开各党派代表大会，结束国民党一888党444专222政，改组政府等，该声明并说：

    “美国及其他联合国国家承认现时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之合法政府。……美国深知现时中国国民政府为一党政府，并相信假如国民政府之基础如能更加扩大，容纳国内其他主要政治分子，则中国和平、统一、民主的革新，必能更进一步。……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以培养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一个一党训政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自立军队之存在，如**军之所为，不惟与中国政治之统一不合，且将使统一不可能。”【20】

    【20】转引自：邓野著，一党训政与联合政府.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68页。参见：**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46页。

    2011-06-2101:11:23

    【续上】

    这个使蒋中正难堪的声明，自然受到**的欢迎，特别是孙文一党训政施策须加以修改的意见，几近使国民党失去“孙文遗教”这一不成文宪法的支持，可以说正中**的下怀。

    而稍后，蒋中正方面则派蒋经国赴苏，希望就**问题与苏联疏通，以化解美国的压力。

    斯大林对蒋经国明确表示，所有东北的日本企业，均作为战利品归苏联红军（价值约20亿美元），苏联不希望美军进入东北，这是苏联的地区。

    有关疏通**问题，斯大林11月3日对蒋经国说，苏联没有敌对阶级，因此苏联可实行一党制；在中国，国民党是比**更广泛更有影响的党，除国民党和**外，其他党也应当存在。

    斯大林意在劝告国民党，不要搞一党0000000独22裁，蒋经国并没有得到蒋中正想要的结果，这是由于斯大林并不想因国民党亲美政策，而在中国出现一个以苏联为敌的政府。

    2011-06-2101:13:17

    【续上】

    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抵达重庆；

    12月27日国共谈判恢复，双方经过4次会谈，于1946年1月5日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1月7日，马歇尔正式加入国共停战谈判；

    1月10日，由4个文件组成的停战协定【21】签署。

    马歇尔、张群、周恩来3人停战调停小组开始履职；

    当日，国共双方各自向所属军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1月13日午夜起停止国内一切军事冲突。

    直到6月26日，蒋中正命令包围**中原解放区的刘峙部约30万人进攻**部约5.5万人为止，国内大致处于和平状态。

    【21】4个文件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参见程思远主编，中国国民党百年风云录，延边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477页。

    2011-06-2101:15:40

    【续上】

    美国的压力、民主派的呼吁，终于促使政治协商会议于停战当天在重庆开幕。

    蒋中正在致词时宣布，保证人民自由、各政党一律平等、实行地方自治和普选、释放政治犯4项诺言。

    周恩来致词时，对蒋的4项诺言表示欢迎，并说：“应痛下决心，不仅在今天下令停战，而且要永远使中国不发生内战。我们**代表团是带着这种信念和决心来参加会议的。……政治协商会议，就要请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一起来订出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平等合法的方案。……

    在共同纲领基础上，实现各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合作的举国一致的政府。”

    【22】

    【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652－653页。

    2011-06-2101:19:56

    【续上】

    周恩来的致词，言明了**对政治协商会议性质的理解，希望政协会议成为订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作、举国一致的政府方案。

    这是一个类似赋予政治协商会议制定国家基本法权力的要求。

    这一要求，在1945年12月20日《新华日报》的社论中已经提出，社论认为，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因而应在“还没有经过全民普选而产生的民主国会前，这个政治协商会议在现在是最适宜于代表全国人民来决定国家大事的。”

    **的这个理解，不仅直接否定了1936年依据《国民大会组织法》及《国民大会代表选举法》所选国民大会代表资格的合法性，而且，希望通过赋予政治协商会议一定的国会性质，使之具有制宪权力。

    **的这个意图，得到民主派理论家施复亮的认可。

    施复亮在1946年1月1日《我的答案》一文中要求：“扩大政治协商会议的职权，在真正的国民大会未开以前，使其代行国会职权。”【23】

    尽管施的这个建议对抑制蒋中正政权依靠旧有法律体系，推行以党领宪政策有积极意义，但将几个党派通过政治协商所形成的国是意见，当作可代表全中国人民意见的理解，实际上是违背宪政原则的。

    【23】引自：邓野著，一党训政与联合政府.1944－1946年间国共政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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