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6-3012:09:47

    【续上】

    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脱离士绅政治藩篱的是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人。

    比较典型和有趣的是陈独秀，从最初高呼民主和科学，转而高呼马克思主义与劳工，并创立了以劳工解放为目标的中国**。

    但当**凭借乡村农民的支持，而准备着建立一个以苏联社会主义为样板的国家政体时，他却发现，斯大林的苏维埃政权其实是**的独33裁22政77权。

    2011-06-3012:11:20

    【续上】

    陈独秀在1940年《给西流的信》中说：

    “试问斯大林的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藉着苏联自十月以来秘密的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史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魔王”，……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一些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陈独秀《给西流的信》）【29】

    【注29】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54－555页。

    2011-06-3012:13:16

    【续上】

    如果站在近代西方民主自由立场上，来看待战后中国的命运，不免会生出些不安和紧张来。

    国共对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不管国共谁在对峙中胜出，都不可能在中国发展出一个自由民主派所期望的民权共和国体来。

    相反，如果从历史本身来看，果真能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展出一个民权共和的中国，倒会有几分奇怪。

    因为，欧洲及欧洲移民国家的民权共和国体，始终都建立在城市生活和财产权利这样的基础上，这也同时是自由主义者权利主张的基础。

    俄罗斯这个欧洲化国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集权国家体制，日本这个欧洲化国家在20世纪初开始走向军国主义国家体制的原因，也在这里。

    所以，蒋中正和**的中国命运之论战，本质上是应由哪一个党来主导中国政局之争。

    蒋中正以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且是孙文革命的继承者为理据，企图使人民相信，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了中国；

    **则以孙文联俄、联共、扶助工农新政策的实践者和**代表着全国人口85％以上的农民、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理据，也希望人民相信，没有**就没有中国。

    而作为第三势力的自由民主派，除了拿从西方学来的自由、民主、平等主义抨击国民党和**外，并不能提出自己的国家政体主张——知识分子关心的是国家前途，并不是自身与政治权力的利害关系。

    2011-06-3012:15:03

    【续上】

    自由主义者不可能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但信奉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偏偏希望以自己的方式去解决政治问题。

    这就注定了民主派知识分子在现代中国的坎坷命运。

    由1949年的政治协商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来看，民主派知识分子选择了**的新民主主义，而放弃了自己的旧民主主义；

    另一方面，他们能够接受国家资本主义即新资本主义经济，甚至可以接受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制度，但他们能接受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这样的单一所有制为基础的斯大林式社会主义吗？

    2011-06-3012:30:59

    至于现代国人中会不会产生足以影响世界历史的伟大人物呢，很难说清楚。这主要看我们在学习西方150年后，能不能在思想上有所创新。如果仍然没有新思想作为民族的精魂，什么伟大人物都是无法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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