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1922:56:23

    【续上】

    纠结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一般认为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过渡的核心问题。

    事实上，过渡期的政策，并不纯粹是唯理论主义错误，即并不完全是单纯的社会主义理论及苏联模式的影响问题。

    它还有非常实际的政治一面。至少有两个重要的政策因素必须考虑。

    一个是从1952年开始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个是1953年决定的粮食及农产品的统购统销政策。

    2011-07-1922:58:57

    【续上】

    制定国民建设和发展五年计划，是仿照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经验。

    在计划制定过程中，势必涉及到政府工作及其相关政治经济政策的各个方面，这就不单是周恩来领导的政务院的事情，而是整个国家的事情。

    1953年初，**为解决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工作存在分散主义问题，要求政府各部门要定期向党中央报告工作，并行成决议将政府重大事项、计划、政策的决定权收于**中央。

    如何保证**在国家事务中的完全领导权问题，一直是**关注的核心。

    1953年10月**中央通过《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

    11月15日**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11月23日周恩来签署《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由国家粮食部门统一地、有计划地在农村里收购粮食，而后统一地、有计划地向城乡供应。【25】

    这是加强党对经济工作和农村工作控制的实质性措施。

    【注25】**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31页。

    2011-07-1922:59:39

    【续上】

    这样，从1954年春天开始，以定购、定销为主要政策的农业计划经济模式，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这实际上是国家对粮食和农产品的“强制买卖”政策，因为从此以后，除了作为税收部分的粮食征集之外，政府还给农民分配了以低价收购的高额粮食定额，亦即农民必须把他们满足自己消费之外的所有余粮按定价出售给国家。

    这些低价从农民手中收购的粮食，由政府在国营粮店里以固定的价格出售，所得价差用来作为工业的投入、或平息通货膨胀的压力、或弥补国家的财政收入。

    此为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来源。

    2011-07-1923:07:34

    【续上】

    这自然会引起农民的消极反抗。

    在1954年国家征收了大量的粮食之后（较1953年多征收了20％），【26】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挫伤，致使1955年粮食出现减产的问题，如广东省减产10％。【27】

    高额征收粮食及农产品产生的另一个结果是，1955年春天在农村出现了严重的粮食短缺【28】，有的地方农民为解决缺粮问题而杀猪宰牛（不杀也会在合作化中充公）。

    为减少农民的抵抗情绪，1955年春夏之交时在定购、定销的基础上，又引入了“定产”概念，即对产量进行评定，以便与定购取得适当的平衡，此便是农村的“三定”政策。

    而三定工作则以政府工作组为主导来进行，广东省的“三定”工作组有工作人员约1.6万人，其中约有2000名干部来自省市政府和专区、县级政府，到7月三定工作结束后，**宣布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就要到来了。

    【注26】1954年，中国约有5亿农民和8000万城镇居，城镇居民占人口总数的13.8％。这部分人所构成的城市居民，消耗了粮食的23.7％。据统计，政府征购占粮食总产量的比例是：1953年24.3%，1954年26.4%，1955年24.1%，1956年21.5%，1957年22.5%，五年平均为23.68%。农村人口每人每年占有粮食约为：1953年为512斤，1954年为532斤，1955年为556斤，1956年为612斤，1957年为590斤。注意，占有不是消费。在农民占有的粮食中，包括种籽，县乡两级政府的摊派等。

    【注27】傅高义著，高申鹏译，**下的广州.一个省会的规划与政治（1949－1968），广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7页。

    【注28】实际上，解放后特别是1950年抗美援朝后，农民负担就一直较重。政务院1950年2月规定的在新解放区征收公粮的比率为17％，地方政府另附加公粮15％，总负担率为19.55%。

    实际征收率要高于这个规定约20％。这造成地少人多的地区，农民生活普遍困难的情况。为减轻农民负担，1952年10月15日，**致信时任华东局第三书记的谭震林，要求“必须切实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并特别明确：“今年征粮不超过中央规定的比率”。参见：《**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41－242页。

    2011-07-1923:26:13

    【史外肆言】农民负担问题，一直是官方含糊较多的问题。实际上，合作化运动的一个实际政策考量，是通过集体化而增加农业产量来满足日益增高的城市及工业发展的需要。

    交公粮，这一概念，城市人可能不了解其中的心酸。我小时候背过公粮，要交的公粮一般是小麦或豆类，加约三分之一的玉米，家里剩下的就基本上是粗粮了。印象中，八口之家，交完公粮后，家里剩余小麦一般约400－500斤。到了冬天，政府会通知我们去粮站，干什么？拿细粮换粗粮，比如1斤小麦可换1.5斤玉米之类。由于口粮不够，只能将不多的小麦，拿一部分去换玉米，1斤半，总比1斤多呀。但就是这样，你也不能多换，换的时候，要逐家查点所交公粮中玉米的多少，以你所交的玉米数量作为可换的限度，这等于是，再将自己交公粮的玉米，用小麦换回来，凭空害农民来回背着粮食走10里的山路。农民们不得不如此计算着粮食的多少，也不得不按照政府的要求来回背着粮食走山路。——不说了，说着说着，眼泪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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