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7-2322:01:28

    【续上】

    但中国的商人，在欧洲商业侵袭和军事侵略前，并没有成为欧洲那样的企业家和实业家，即欧洲式的资产阶级。

    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中国商人有一项古老的传统，他们恪守着销售和生产两个系统之间的严格区分，即中国商人很少采用将原料分发给手工业者加工的办法，以便提高自己的利润而将某一行业的货品进行垄断。

    二是受唐、明时代对商人贬抑的影响，中国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它们往往为了获得商业机会和提高自身的地位，总表现为对公共权力的退让、对士绅阶层的顺从、以及主动的与官方或士绅的各种形式的合作【6】与钱财奉献。

    【注6】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16－717页。

    2011-07-2322:03:14

    【续上】

    洋务运动之后，中国商人开始了与官府的基于富国强兵策略的合作，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企业，开始在通商口岸城市发展起来，形成了香港－广州－武汉－上海的工商业发展轴心。

    辛亥革命前，这种官僚资本主义形式的工商企业，渐渐少去了国家监管的色彩，因为这些企业的经营者，大多获得了既官亦商的双重身份，张謇、盛选怀就是最典型的官僚主义企业家。

    特别是晚清推行的新政、废除科举取士制度、绅商群体的出现、以及大量商科或实业学校的出现，使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了快速提高。

    那些退出官场的士绅和新兴的地方军事首领，也对商业表现出了极高的兴趣。

    这些都使商人们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得到提高，特别是那些由旧官吏转化而来的新商人，往往主持着各地的商会、工局和慈善机构，推动着城市化的发展。

    有时他们还是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或幕后支持者，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1905－1910年间的权利收回运动，都得到城市商人的积极支持。

    2011-07-2322:04:54

    【续上】

    当然，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发展与通商口岸外国企业和商行的发展，以及租界的有利于商业发展的环境，有重要的关系。

    这主要是因为，外国人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不仅希望租界内的商业特权不受中国政府管制，也多少会对他们的中国伙伴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主要是利用租界的特权地位，为中国商人提供人身和财产安全保护，以及减缓中国政府的压力。【7】

    【注7】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18－719页。

    2011-07-2322:07:05

    【续上】

    1912年，民国政府农商部统计的全国商会（包括各类地方上的商会）总数为794个，会员达196636人。

    《剑桥中华民国史》估计，连同家属在内，商人阶级中比较富有的人数在150－200万人之间，约占全国人口的0.5％。

    由于这些富有的商人通常是城市的上层人士，部分参与城市的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他们与1.7万名军官、3万名高级学校的学生、3.5万名归国学生、5万名官员、20万名上层士绅（获得举人或高等级学校毕业资格者）一起，构成了中国社会的领导阶层。【8】

    士绅和商人成为1912年后中国社会精英阶层中的两个重要群体。

    【注8】费正清编，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7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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