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0-1710:22:53
【续上】
我们之所以重复介绍共同纲领及1954年宪法中的这些原则，是考虑到这些原则的基本合理性，以及后来放弃或未尊重这些原则所造成的政治挫折之历史教训。
实际上，为社会各界以及国际上广为关注的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十分明确的，且已经有了共同纲领和1954年的宪法作为蓝本，问题是如何实施而已。
2011-10-1710:23:59
【续上】
但是，历史毕竟不能简单地回归。
**目前在处理党和政府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基本稳定的模式，即由**最高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分别出任国家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政府总理、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等，且这些政治安排由**中央领导集体内部政治协商确定后，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任命。
这个模式在形式上并无瑕疵，这不仅符合宪法的规定，也是执政党保持对国家政治领导的合理权利。
2011-10-1710:49:05
【续上】
事实上，关键问题并不在这里，而在于人民代表大会的立法职权和对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权与罢免权，是否能够基于政治协商体制而获得宪法原则确立的共和国体主权在民理念的支持。
而政治实践也给出了这个问题的启示性答案，即在执政党、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三者之间，建立基于政治协商的责任分担机制。
2011-10-1710:50:28
【续上】
不容置疑的是，任何共和制国家的候选人，都主要由政党提名产生。
在中国的政治实践中，政治协商可保证候选人才智兼备、中正方良，而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选举权和罢免权，符合宪法规定。
而责任制约机制，要求政治协商会议有责任对经选举产生的领导人行使政治审议职权，并根据审议结果，得对不能履行宪法规定责任或有分裂国家、背叛国家利益等严重罪行者提出罢免动议，交由人大表决罢免。
这种主要通过政治协商会议之政治审议而不是直接诉诸民意的责任制约机制，不仅符合中国的政治实践，也间接地符合欧美式政党宪政中的政治责任弹劾原则。
2011-10-1710:52:00
【续上】
不能回避的问题是，目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民代表的选举，受着**全国性政党体系的主导。
而不受政治力量主导的直接国民选举，在商业力量开始左右政治权力的时代，其结果可能并不会比1909年、1913年、1918年、1947年四次全国性选举更为良善。
这不是说，经历了100年发展的中国社会，仍不具备民选的社会民智基础，而是在商业力量尚处于混乱无序状态下，谁也不能避免商业力量对选举公证性的干扰，连选个村官都出现众多贿赂的现象，可能预示着这种可能性不是在短期内可依靠立法等措施予以抑制的。
另一个现象也是必须注意的，民主党派从成立起，它的主要影响力就局限于城市社会，在乡村中至今都未建立有民主党派的分支机构；直接的民选可以在只有一个政党组织存在的乡村中获得实际意义吗？
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完全的城市社会，在乡村存在多政党的台湾，由于选举而撕裂的社会景象，或许不是大多数人乐意看到的。
实际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的选择并不多。
与其诉诸多元化或多党政治这样具有巨大社会风险的试验，不如将宪政体制的运行置于多元社会价值体系的基础上。
2011-10-1710:53:19
【续上】
而多元化价值体系，是远比多元化政治更能给社会带来稳定和良善秩序的选择。
我们不能允许中国社会变成像欧美社会那样，将政治权力置于财产权这样的社会价值标准上，但我们可以允许财产权成为政治权力保护的责任，这是在中国继续发展商业力量所必须的。
政治上的忠诚对于**来说是它的生命基础，也是中国社会稳定而趋于义利平衡和义利兼顾所需要的，而忠诚于国家政权的建立者，并在它的领导下发展和实践中国式社会主义，是应该受到赞扬的一种道德情操。
此意蕴着，如果个人自愿选择加入了中国**，我们应该尊重个人的选择，而保持对这种选择的敬意。
说到底，所有的**党员都是我们的兄弟姐妹。
2011-10-1710:54:34
【续上】
使中国式政党宪政共和国体保持主权权威性和高效能的关键，是重新恢复社会政治结构向智力成就开放的平等原则。
这不单是教育权利的平等和保障问题，也是将富有才智的德材兼备的智力成就卓越者，输送到政治体系中的一项重要社会责任。
各民主党派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其成员的原则，已经确立了尊重智力成就的政治基础，需要做的是，将目前半封闭的民主党派向智力成就卓越者开放，以使智力成就卓越者可自愿参与到政治协商中来，并籍由他们的才智使国家的发展更具国际竞争力。
这不仅是中国农业－士绅社会体系传承给我们的政治原则，也是建立中国式商业－知识社会体系，所必须实行的社会政策，更是建立中国式社会主义国民财富体系不可或缺的政治基础。
《国体转型与共和之路——以新历史文化观解析近代史（连载）》最新章节就到艾克小说网【www.ik555.net】 手机版【m.ik555.net】